第2345章凉山新闻联播 | 喜德县首家创业孵化基地启动

　

在改革和法律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法律的基本立场，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党的权威都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

禹记大邱庄是改革春天里的一个突兀、短暂而悲怆的故事，就像身受无数荣誉的禹作敏一样，一朝伏法，色彩尽褪。禹作敏是一个弱规范时代的农民企业家，是1980年代成功了的那一批人。

一向光荣、伟大、正确的禹书记这一次犯了人生最大的一个政治错误：凭借一村之力对抗整个国家机器。这个精神世界的要素来源十分复杂，既有共产党员敢闯敢干、集体致富的模范形象，也有占村为王、无法无天的土皇帝思想，更有私设刑堂、草菅人命却又江湖义气浓重的黑社会老大身影，唯独没有对生命与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法治的敬畏。这种法盲意识下的违法抗命触犯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大忌，就是对抗上级，对抗执法。禹作敏的私人法庭不仅针对与其存在利益冲突的内部人员，还针对与其家属系统有冲突的人甚至外来考察学习的干部与学生，实在是无法无天。他为此晚节不保，身陷囹圄，不得善终。

      （原载《法治周末》2014年10月30日，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禹作敏 大邱庄 农民企业家 法盲 。再进一步，当危福合案由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升级为整个大邱庄的违法抗命事件之后，禹作敏的行为性质已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江湖义气对拥趸的无限庇护，而是以独立王国姿态对上级党委与政府公权力的公然挑战，恰恰是后一点构成了真正要害的地方。在香港问题上，通过解释来应对《基本法》和香港普通法的冲突，尽管也有争议，但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权威就是基于正当性而形成的约束力和认同感。记者：您对四中全会后中国的法治发展有何寄望？ 韩大元：总书记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宪法制度，规定于宪法第一条。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但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

这是执政党在宪法运用方面吸取了过去频繁修改宪法的弊端。第三，82宪法基于对文革教训的反思，增加了许多保护基本权利的条款，并且调整了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次序。

改革需要有宪法界限，需要受到宪法目标的限制。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自信，同时传递一种信息，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法治对话与交流的勇气与理念。因此，改革需要寻找依据的时候，就需要回到宪法文本，寻找合宪性依据，这样才能有利于推进四中全会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宪法至上。

要树立宪法权威，首先需要对宪法权威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宪法权威就是宪法至上，这是宪法权威的本质精神。  今年对于中国的法治发展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宪法至上如何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宪法法律这三个至上相协调？ 韩大元：宪法权威不应该受到任何挑战。在目前强势的改革话语体系下，我们的规范体系变得更加复杂。

党的章程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是国家生活的最高准则，宪法上面没有别的领导。

因此，问题不在于重新设计所谓的宪法文本，而在于我们怎样充分利用现有规范的构造和空间，通过解释的方式，为改革提供更有效的依据。如果宪法有权威，则一个国家政局的变动，权力的更迭，都将会依法进行。

未来的国家统一和基本法实施中，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包含着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价值共识。而任何宪法规范以外的东西一旦转化成宪法规范以后，基于人们对宪法价值的共识，就会立即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有些地方将总书记的话解释为，非重大改革、一般的改革可以突破法律界限。其实违宪审查制度有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政权合法性的维护。不能在考量国家生活时用法治思维，而考量党内生活时用非法治思维，造成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割裂。我曾建议制定一部《宪法解释程序法》，主张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功能。

无论从宪法条款、党章规定，还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经验来看，宪法的最高权威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推动 法治中国的发展，必须回归宪法文本，以法治国家的宪法规范为基础，进行话语体系的转换，使之具有明确的法律与学术意义。

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来自宪法，制度根源来自宪法，其含义也需要在宪法体系中才能确定。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宪法得不到实施，不可能有法治国家，也不可能有依法治国。特别是04年修改宪法，将人权保障从党的主张转化成宪法规范意义上的人权保护条款，单单一个宪法上的人权条款，就可以成为废除劳教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及诸多未来进一步改革的正当性依据。

应该让所有人认识到，这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一套法律体系。要实施宪法，不能只停留在监督本身和监督机构的选择上，而要从理念上将宪法作为执政的基础。因此，无论文字表述如何，只要强调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全面实施宪法。82宪法，无论从国家价值观、宪法原则和规范，还是宪法功能，都充分借鉴了54宪法的经验。

记者：恰恰有人认为，过去十年之所以没有修改宪法，正是因为这是法治停滞甚至倒退的十年。宪法没有权威，背后是对宪法价值的疑虑甚至否定。

宪法规范高度抽象，宪法的具体化需要解释。四中全会后，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将看到宪法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生活的价值。

党的权威与宪法权威是统一的，并不矛盾。为了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全国人大当然可以增加一个宪法审查专门委员会，专司宪法审查，如理念问题得到解决，机构的成立并不困难，但在理念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即使建立了机构，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假如没有实施机制，如何体现宪法的生命，从而如何树立宪法权威？ 韩大元：有人说没有违宪审查制度，就不会有宪法权威，还有人说必须司法独立才有宪法权威，这些有一定的道理。因此，法治改革中，虽然有些领域有停滞，但总体而言这十年是法治建设取得发展的十年。在现有的框架下，要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不妨利用好宪法解释功能。从2004年修宪以后，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国家治理的理念、社会的法治观、个体权利和人性保护、公权力的约束，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如果我们认为宪法是工具，需要时用，不需要则绕开，只把宪法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价值追求的目标，那么宪法的权威永远难以树立。尽管法治的发展离人们的期待尚有距离，但人们对法治理想的信念已经形成，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法治发展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很多人对宪法审查还有误解，一听违宪二字就觉得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一出现规范和现实存在冲突就修改宪法。后革命时代，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处于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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